第二节　“十二月事变”及高平军民的反顽斗争

　　一、高平党组织的反顽斗争准备

　　（一）“秋林会议”后高平县的抗战形势

　　1938年10月武汉和广州失守后，中国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策略，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而将主要力量用于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占领区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是年12月，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敌，并拼凑伪中央政权。在此形势下，蒋介石政府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在山西，抗战初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即山西新军[　名义上归属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军队系统，实际上受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山西新军共辖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工人武装自卫队，暂编第一师，政治保卫旅，保安旅等五个部分，共有9个旅50个团，总兵力7万余人。]在前线和八路军协同作战，共建抗日民主政权，队伍迅速扩大，获得人民的拥护。但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却不能容忍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力量的发展。他紧步蒋介石后尘，充当反共急先锋，一面秘密勾结日军，破坏团结抗日；一面积极策划进攻山西新军和八路军，制造了一系列旨在消灭共产党、八路军，取缔牺盟会、决死队的反共摩擦事件。山西国共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严重危机。

　　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这是阎锡山布置“和日”反共的一次重要会议，其主要目的是夺取新军，取消牺盟会，为“和日”做重要准备。在这次会议上，阎锡山制定了“不择手段的无条件存在”、“狡兔三窟”政策，暗示他的部下“天要下雨了，要准备雨伞”，公然叫嚣“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抗日第二，防共第一”[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3页。
]。

　　“秋林会议”后，阎锡山加快了反共反人民步伐。首先，针对当时许多专署或县的实际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手中的情况，在专署之上又成立了四个“省行署”，并分别委任其亲信四个集团军总司令兼任行署主任。其中，以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孙楚兼任第三行署主任，驻阳城岩山，负责整个晋东南的政治、经济、军事事务。同时，取消战地动委会，停止供给八路军粮食，暂停牺盟会发展，缩小各行政专员的权力，不准由专员委派县长。其次，在全省成立“精神建设委员会”、“政治突击队”、“敌区工作团”等恐怖组织，网罗极端仇视共产党的顽固分子，配合国民党特务，到处散布谣言，破坏牺盟会，瓦解决死队，攻击共产党、八路军。阎锡山在派这些组织的骨干分子赴晋东南各县时，还亲自训话，要他们不惜做“蛇蝎蛐蜓”，暗杀共产党和抗日干部，甚至策动武装政变。再次，在行署之下划分若干“师管区”，由师长兼专员，团长兼县长，撤换了大部分抗日县长，把军政民大权集中到旧军人的手中，实行“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指挥”、“统一人事”、“统一待遇”。为达到彻底消灭八路军、决死队的目的，阎锡山还开办所谓“暑期进步训练班”（又称“洪炉训练”），拉拢、收买在军队中担任职务的大小军官，明目张胆地提出“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口号，要求受训人员一律要“言会长（阎锡山任民族同志会会长）之言，行会长之行，志会长之志”。决死三纵队中叛变的一些旧军官就是在此时受训并被收买的。

　　阎锡山的倒行逆施，助长了高平顽固派的嚣张气焰。他们到处刷写“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拥护蒋委员长”等标语进行政治宣传，并以军事上的优势在通往县城的道路上布岗设哨，企图隔绝抗日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恐吓抗日进步人士。高平地方顽固派代表姬镇魁在参加国民党军统晋南工作团在高都举办的训练班后，立即成立国民党高平县党部。顽固派势力得到加强，县动委会被迫解散。

　　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和阎锡山乘高平军民全力粉碎日军第二次九路围攻之机，向高平等地增派驻兵，加快渗透。到“十二月事变”前，在高平周边地区的国民党驻军由原来的3个军增至7个军，总兵力在20万人以上。其中，驻高平的为40军庞炳勋部。而我党领导的军队在高平周边地区，仅有驻高平的八路军344旅、驻阳城的晋豫边游击支队及决死三纵队197旅6个团。不仅如此，顽固派还与日军勾结，共同对付八路军、决死队。阎军独8旅就曾与日军同住一村，实行互助，彼此不分，尔后与日军公开合作，“扫荡”抗日根据地。

　　（二）制定措施应对顽固派的反共阴谋

　　对于顽固派的反革命阴谋，从中共中央到高平县各级党组织都有所警惕。早在1938年底至1939年初，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就对蒋介石和阎锡山的政治态度发生转变作了深刻分析和研究，并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发，为山西的反顽斗争作了一系列指示：第一，反顽斗争的指导方针是巩固内部团结统一；第二，反顽斗争的中心是巩固已得阵地；第三，反顽斗争的实质是反对妥协投降；第四，反顽斗争要坚持自卫原则；第五，反顽斗争的策略是对旧派分子分别对待；第六，反顽斗争要在思想上、组织上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为高平的反顽斗争指明了方向。

　　高平县委认真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反顽斗争。1939年6月13日、14日，高平工、农、青、妇各救会积极响应晋东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号召，在全县9个地点召开声势浩大的反汪锄奸大会，揭露汪精卫卖国罪行和揭露日军利用汉奸欺骗宣传的政治阴谋。要求全县人民行动起来，提高警惕，加强抗日戒严工作。

　　1939年7月7日，县委、抗日县政府、县牺公会，发动各机关团体、学校，利用各种形式，纪念“七·七”事变两周年。广泛宣传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各地还开展了拥护政府通缉汉奸汪精卫的签名活动。通过纪念活动，让全县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7月上旬，山西牺盟总会负责人牛荫冠抵达高平，在野川、南杨、北杨等村一带视察工作。随行人员有秘书和警卫各一人。在视察中同抗日县政府、县牺公会有关人员谈了话。强调各方面要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预示阎锡山已向右动摇，要大家提高警惕。9月底，彭德怀来到高平。在344旅部驻地石村召开的党政军干部会议上分析了当前形势，强调指出，自“秋林会议”以后，阎锡山日渐向右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提醒大家要做好应变准备。

　　11月，中共高平县委在米山定林寺召开全县反顽大会，县委、抗日县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各区各救会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各群众救亡团体都在大会上发言，声讨汪精卫卖国投敌的卑劣行径，揭露日军利用汉奸进行欺骗宣传的政治阴谋，进一步提高群众的革命警惕性。会议分析了全国和山西的政治形势，指出为巩固山西抗战成果，必须认识开展反对投降妥协斗争的重要性，号召全县人民动员起来，开展反汪、反托派活动，实现民族革命纲领。会议对如何开展反投降妥协、反顽固分子斗争以及战争动员等工作作了具体部署，为粉碎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做了积极的准备。

　　二、“十二月事变”的发生及对高平根据地造成的危害

　　1939年11月底，阎锡山在完成了一步步准备之后，认为时机成熟，便下达了消灭决死队、取缔牺盟会的命令。他说：“不如此，我晋绥军将无立足之地。只有解决新军、牺盟会，接受日本提出的中日提携办法，才能达到生存之目的。”[　史纪言：《难忘的事变》，《山西文史资料》第3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12月1日，阎锡山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诡称要对日军实行“冬季攻势”，命令决死二纵队为第一线，对同蒲路进行破击，同时又命令晋绥军第19军、61军为预备队，紧跟背后“配合”，妄图在阎军与日军的两面夹击之中，消灭二纵队。决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韩钧识破了阎锡山的阴谋，拒绝执行命令。阎锡山立即宣布新军为“叛军”，下令公开讨伐，向新军大规模进军，晋西事变爆发，亦称“十二月事变”。

　　晋西事变发生后，驻晋东南的决死三纵队亦开始发生被袭击和叛乱事件。驻高平的国民党27军范汉杰部、阎锡山独立第八旅和姬镇魁地方势力疯狂活动，大肆搜捕、残杀中共党员、牺盟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决死纵队及抗日团体，使高平县各级党组织、抗日政府、牺盟会、各群众团体的活动处于艰难境地。

　　12月26日，驻在高平柳树底村的游击十一团一营，在营长牛善斋（原“皇协军”连长）挟持下叛变。该营的政工人员先期撤出，未受到损失。同日，戎伍胜、董天知率领决死三纵队政治部、五专署、长治牺盟中心区、专区各抗日救国会领导机关250余人，从沁水南峪沟、前岭、黄沙沟向十一团驻地高平北杨村转移。是日深夜，住宿尹家沟村。次日拂晓，遭到游击十一团一营叛军的袭击抢劫，损失财物价值10余万元。

　　12月26日深夜，阎军独立第八旅和叛军一营在尹家沟、龙泉寺、南北杨村等地搜捕决死队员和牺盟会员。撤退在这一带的唐支队驻沁水固县工作团7名工作人员被抓捕，关押在南杨村。这些同志坚贞不屈，于31日晚全部被顽军砍杀在南杨村外。

　　12月28日，独八旅和部分叛军摧毁了决死三纵队和五专署设在沁水、高平一带的修械厂、被服厂、生产合作社、后方医院、黄河日报社等机关，并将财物抢劫一空。屠杀干部10余人，绑架100余人，抢走枪支760多支。

　　1940年1月，高平民运工作队队长杨子才按照中共高平县委的指示，到马村布置党员隐蔽和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转移事宜。杨子才带领两名队员进入马村，刚在一饭店坐定，就被独八旅便衣团团围住，猝不及防，3人枪支被缴。杨子才即与敌人展开徒手搏斗，从饭店打到街上，从街上再打到村外。敌人见不能生擒，便一齐围上来，用枪托猛砸杨子才和吴聚元二人脑袋，杨、吴不幸壮烈牺牲。另一名队员在混乱中逃脱。1月至2月，阎锡山独立第八旅与日军一部同驻小野川村，独八旅声称“与皇军联防互助”，狼狈勾结，干尽坏事。独八旅派士兵为日军做饭挑水，送猪送羊，甚至为日军选送“花姑娘”。日军在永禄村强征民夫数十人，毛驴20余头，并将武器弹药送给小野川的独八旅。日军进犯高平时，身穿独八旅制服，佩带独八旅臂章，残杀人民群众。更有甚者，独八旅在马村、原村、野川一带抢劫民众囤积救国公粮1500余担，将其一部分送给日军。高平抗日县政府在乔家沟煤矿监押汉奸16人，独八旅得知后，将乔家沟包围，把汉奸全部释放。独八旅与日军相配合，屠杀和捕捉抗日干部和群众。独八旅多次捕捉一积极抗日农救会秘书未成，便恼羞成怒，将其13岁的幼子枪杀。还有一名村副，得知独八旅抓捕人，即隐蔽起来，独八旅便将其妻子用刺刀捅死。

　　“十二月事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顽固派，为配合日军消灭共产党、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所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的重大事件，是阎锡山在晋西、晋东南同时发动进攻抗日决死队、摧毁抗日政权、破坏抗日团体、残杀抗日干部的反动事变，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向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不折不扣的反攻倒算，其目的就是要把共产党、八路军、决死队赶出晋豫、太南等根据地，要彻底“毁坏晋东南这块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大敌当前，这些民族叛逆，不去前线杀敌，而在后方凶杀抗日干部，摧毁抗日政权，破坏抗日军队，摧残抗日文化，竟比敌人还要凶残。”[　杨献珍：《论山西十二月事变》 （1940年1月），《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资料丛书文选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页。]

　　“十二月事变”给高平抗日根据地造成严重危害。大批共产党员、抗日志士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党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分裂； 由阳城经晋城东沟、高平宰李、陵川禹居(平城)到长治、武乡的这条连接党中央与八路军总部的地下交通线被迫中断；高平军民经浴血奋战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暂时丧失。正如八路军首长朱德、彭德怀路过高平时，曾就看到的情况给阎锡山发报称：“（彭）德怀返部（指八路军总部）路过阳城、晋城，适见孙楚先生联合友军（国民党军），对晋东南牺盟会大肆摧残，阳城、晋城、高平、陵川、沁水、浮山等县相继发生政变，以武装残酷手段对抗日进步分子枪杀、活埋，日必数起，逮捕囚禁狱为之满，并积极破坏金融，用意虽在抵制上党纸币而实行，结果土货券、铁路银行纸币亦遭受影响，一直暴跌，致物价飞腾，商贾辍业。而各地反动分子更乘机活动，寻求报复、越货杀人，社会陷于恐怖。孙先生部属中之坏分子更到处宣传，先解决牺盟，后逐八路军，并对共产党任意污蔑，甚至共产党员亦有被残杀者，其形势较（民国）十六年（即1927年）湖南马日事变尤为严重。”[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牺盟救国同盟会历史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6页。]

　　三、对顽固派的反击及“十二月事变”的经验教训

　　（一）对顽固派进行坚决反击

　　“十二月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极为关注。毛泽东、中央军委多次向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发来电报，明确指示要“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1939年12月3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向顽固派发出严正警告：阳城等县所发生之同室操戈反进步事件，本人认为系抗战中之莫大不幸事件，如继续扩大，是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之障碍。八路军对少数阴谋反动分子危害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之言论，正在严密注意之中。

　　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驻高平的八路军、决死队及当地抗日群众，对国民党顽固派及阎锡山武装进行了坚决反击。12月25日，彭德怀从洛阳途经阳城来到沁水，专门来了解事变的具体情况，以便做好充分准备。在柿庄的沙门口命令戎子和马上返防，把各团不可靠的旧派军官全部控制起来，带队伍迅速向高平八路军黄克诚344旅所部靠拢。同时令电台立即与总部通报，向总部和中央提出组织各路部队，以抗击反共派的军队对晋东南的进攻。部署完毕，彭德怀连夜向高平黄克诚部进发。黄克诚时住高平县陈区村，听说彭老总在沁水情况不明，十分着急，立即派部前去接应，正好在半路上接住，当日午夜到达344旅部。

　　12月27日拂晓，戎伍胜、董天知率部夜宿尹家沟村遭叛军袭击。游击十一团团长刘修堂、政治部主任杨绍曾指挥十一团二营六连战士对叛军进行了坚决反击。六连组织火力掩护，派出精干分队，从侧翼出击叛军，多次击退叛军的冲击，保护了纵队、专署首长和机关人员的安全。当晚9时，在六连的掩护下，戎伍胜、董天知率纵队和五专署机关干部下山东行。经过大野川，越过白晋公路，于28日中午安全到达陈区石村八路军344旅部驻地，受到彭德怀、黄克诚等首长的热情接待。就在这前一天，彭德怀在陈区报告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和延安中共中央，称“决死三纵队八团、九团、十一团已叛变，我董（天知）刘（锡五）等部在高平西四十里之杜寨，被独八旅（孙楚）包围，已突围来此”。[　彭德怀传记组著：《彭德怀全传》（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0页。]并在此慎重地筹划着怎样胜利地打出他所说的“第二枪”，以优势兵力去迎击继续扩大的反共狂潮。

　　1940年1月16日，高平独立营配合八路军344旅687团、晋豫边支队、独立游击支队、决死队第三纵队32团及河北民军第4团等部，在高平以西南阳、北阳、马游一带歼灭阎军独八旅13团，俘团长陈树华及所部200余人，狠狠打击了阎军独八旅的反动气焰。2月6日，八路军129师两个团同晋豫边区游击支队和三纵队董天知部，在晋城的大阳、中村、吕村，高平的东周、东宅等地与国民党卫立煌所部黎明游击队[　该部曾是蒙古地区的一支汉奸武装，后被国民党收编，编为第二战区游击队，处处与八路军为敌，扰乱百姓，做恶多端，是一支反动武装。]进行激战。战斗从早7时进行到下午6时，歼灭黎明游击队千余人，缴获步枪700余支、重机枪7挺、迫击炮2门及一批军需物资。

　　是月，独八旅一部，夜袭八路军前方后勤部第六兵站（即十八兵站）驻地宰李村，兵站全体人员由于及时接到情报，在站长杨毓贤率领下，同驻站八路军战士、牺盟会员、决死队队员在敌人到达几小时前安全撤离，转移到平顺县。

　　在“十二月事变”中，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始终坚定革命信念，同顽固派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同时，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和决死队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与支持。事变中一区队长被独八旅抓去，整整吊打一夜，逼问其反不反对牺盟会，他始终回答 “不反对！”。龙泉寺一农家妇女，将2名决死队政工干部隐藏起来，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大搜查。陈山一老大妈每天偷偷给被独八旅抓捕的决死队队员送水送饭。南杨村大地主的一个仆人，千方百计给被抓捕的决死队队员传送情报，并帮助他们逃离虎口。

　　历史的发展规律与顽固派的愿望相反，蒋介石、阎锡山一手制造的“十二月事变”，恰恰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要消灭决死队，决死队却在正式编入八路军系列后愈战愈勇；他们要取缔牺盟会，摧毁抗日政权，把共产党、八路军赶出高平抗日根据地，但高平抗日根据地却在短暂的积蓄待机之后，便重新得到开辟，并且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在反击顽固派的同时，驻高平八路军战士还多次同日军英勇作战。1940年1月20日，日军侵占高平县城。1月31日，日军数百人从高平城出发东犯长治西火镇。八路军344旅687团以一部正面阻击日军，另一部绕道奔袭高平城内的日军，将守城日军300余人全部消灭。

　　（二）“十二月事变”的经验教训

　　在“十二月事变”中，高平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立场，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同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坚决斗争。

　　“十二月事变”的历史实践表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才能透过现象把握其活动规律，争取主动。反之，如果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丧失警惕，就会被假象所迷惑，掉以轻心，陷入被动。正如1939年12月29日，彭德怀副总司令在高平石村召开的344旅、五专署和地方党政干部联席会议上所指出，对敌人的反革命阴谋手段估计的不够，只强调我们不打第一枪，而没有在敌人打第一枪之前做好还击第二枪的准备，给革命带来了损失。

　　“十二月事变”的历史实践同时还表明，在反击顽固派的斗争中，必须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应变措施，才能使革命事业立于不败之地。反之，在顽固派的突然袭击面前，就会显得措手不及。高平各级党组织正是由于坚决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在“十二月事变”前，认真分析了阎锡山发动事变的可能性，及时对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进行了应变思想教育，在组织上纯洁了队伍，并在军事上做了一些应变准备，才使得在“十二月事变”中，虽然遭受到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进攻，八路军、决死队和高平地方武装依然有组织地进行了各种反击，共产党、牺盟会、抗日政府、各群众团体虽然在组织上遭受了巨大破坏，但许多骨干分子却保存了下来，为以后重新开辟根据地积蓄了力量。

　　总的来看，“十二月事变”的发生，虽使党的工作蒙受了巨大损失，牺牲了很多革命同志，党的力量有一定削弱。但从另一方面讲，高平党组织及广大党员干部经受了一次严峻考验，在斗争的磨炼中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进一步提高了政策水平和策略思想，为日后高平抗日根据地重新开辟积累了经验。

　　四、太南撤军及高平抗日根据地的暂时丧失

　　（一）县委部署有计划地撤退

　　“十二月事变”发生后，八路军、决死队奋起还击，给顽固派以沉重地打击。而国民党中央军、阎锡山武装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不断在各地挑起事端，内战大有蔓延之势。长此下去，必然严重影响到抗日斗争的深入开展。同时，“十二月事变”之后，阎锡山不仅失去了对新军的指挥权，而且与牺盟会矛盾激化，取消了战地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内部不满情绪和相互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加之国民党中央军乘机插足山西，使其直接控制的地盘仅限于晋西南10余个县，导致蒋阎矛盾加深，阎锡山完全陷入自己制造的泥潭中。在此形势下，为了重新建立与阎锡山特殊的统一战线，不致使阎锡山公开倒向日本侵略者，中共中央以民族大局为重，及时对反顽斗争作出指示：“反摩擦的武装斗争，有暂时告一段落之必要与可能。”“我们目前的任务是在主要地区求得对内和平，以便集中力量抗击日军，巩固已得阵地”。毛泽东、王稼祥并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要求山西各地党组织和牺盟会、决死队，在进行必要的有理有利有节斗争后，应继续与阎锡山团结抗日，并指示薄一波、戎伍胜等打电报给阎锡山，表示愿意在阎锡山领导下继续团结抗日。194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派肖劲光、王若飞带着毛泽东给阎锡山的亲笔信到陕西秋林镇，向阎锡山提出中共关于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的主张和解决新旧军冲突的建议。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阎锡山不得不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表示愿意停止对八路军、决死队的军事行动和政治攻击。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了顾全大局，保存党的力量，太南地委给高平县党组织发出指示，要求在高平活动的各级党政军群组织随时准备向平顺一带撤退。

　　1940年2月，根据山西省牺盟总会在沁源县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精神，高平县牺盟会宣告结束。高平县牺盟会自抗战初期成立到宣告结束，三年来做了大量抗日工作，为党组织在高平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月22日，县委根据中共太南地委指示，组织县委、抗日县政府各部门、县牺公会、县独立营以及各救亡团体的部分共产党员、抗日积极分子在董寨村召开千人大会，部署迅速转移撤退工作。太南地委书记裴孟飞到会讲话。他指出，由于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革命形势逆转，为了保存革命实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公开和半公开的共产党员、抗日干部和积极分子要随部队撤出高平到壶关、平顺一带去。身份没有公开的党员，留下来进行地下斗争。董寨会议以后，党组织进行了整顿，开始有计划地撤退。县委及各机关团体掩藏了机密文件和部分抗战物资。县委书记姬德明率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抗日干部和积极分子千余人在344旅某部掩护下，离开高平转移到平顺县境内。中共高平县委随之撤销，干部重新分配工作。同年2月，高平县决死队第八支队成立，县长刘湘屏任队长兼政委，领导全县军民继续开展反顽斗争。3月上旬，高平独立营与原决死三纵队游击十一团和十二团各一部，整编为决死三纵队第八团加入八路军129师序列。

　　1940年4月中旬，朱德总司令在晋城与卫立煌谈判，达成重新划定抗日驻军防区协议：以临屯公路及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以南为国民党军驻防区，以北为八路军驻防区。按新确定的防线，八路军顾全大局，主动退出太南地区的林县（南部）、陵川、平顺（南部）、长治、壶关（南部）、晋城、高平及豫北的大片土地（即太南区），史称“太南撤军”。由此，高平县长刘湘屏带领部分干部和抗日积极分子随334旅最后一批撤出高平，转移到壶关、平顺一带。至此，在高平各地活动的八路军、决死队全部向北撤离高平，抗战爆发以来建立起来的高平敌后抗日根据地暂时丧失。

　　（二）抗日根据地暂时丧失后高平的政治社会状况

　　太南大撤退后，高平的政治局势更加严峻复杂，出现日伪、蒋、阎各派政权割据、交织的局面。1940年4月，八路军344旅和高平党、政、军干部主动撤出高平之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令第9军、14军、27军、40军、47军、93军等部队集结于高平、晋城和陵川等地。后以27军为主，长期驻防高平及晋城、陵川、壶关等县。4月28日，日军第36师团在飞机的掩护下，坦克、汽车、骑兵、步兵全副武装，气势汹汹地占领了高平县城。侵略者一进城门，就挂起日本国旗，并在县城上空放起一个写着标语为“日军入城，永久驻留”及“中日亲善”的大气球。日军在城内驻扎一个大队，约120余人；成立伪武装皇协军，称高平警备大队，约120余人；其他各种军用物资均存放在南大寺的佛爷庙内，日军指挥部“洪部”驻鼓楼里一带。这是抗日战争以来，日军第三次大规模的入侵高平县城，这次侵占后一直驻留到高平解放。为了防御安全，日军侵占县城后加高了城墙，并先后在丹朱岭、高平关、大山、三甲、米山、赵庄、北王庄、五龙庙、河西、马村、西山等地修建碉堡62座、据点19个、炮楼95个、封锁沟30公里。1940年5月成立伪维持会，苏保善任会长。后于1941年成立伪县公署，李逸人任伪县长，日本人山谷善太郎任县公署顾问。伪县政府设有教育科、总务科、财务科、供给部、警察所、警备队、商务会等机构，在汤王头、马村、侯庄设立了三个敌伪办事处，还将占领的城关（为一区）、三甲（为二区）、米山（为三区）、马村河西（为四区）、赵庄（为五区）划为5个敌伪区，委任了区长，在编村维持会设立了编村村公所，还在县城内开设了洋行和各种字号十多处。日军侵占高平后，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招牌，疯狂地对城周围和交通大道沿线地区频繁“扫荡”、“抢粮”，实行“三光”政策。

　　与此同时，姬镇魁地方势力也乘机在拥万、石末一带建立了国民党军政权，姬镇魁任高平县长，邢善继任国民党高平县党部书记，并先后成立高平常备队、高平特工队、政工团、模范国民兵团等军事武装组织，还在马村一带建立“路西办事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与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组织尖锐对峙。这几股反共势力交织在一起，大肆破坏党的组织和残害共产党员及抗日干部，党组织活动停滞，全县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如：1940年5月，日军在米山一带“扫荡”中，抓住17名群众，用绳子捆上往七佛山据点押送，当走到张庄东岭上时，日军头目下令将17人用军刀全部砍杀。过了四五天，才有人将尸体领走或掩埋，史称“张庄东岭惨案”。是月16日夜，高平二区区委书记申庆德从建宁开完党的秘密会议回家途中，走到西山村西坡上，被事先埋伏在路旁的姬镇魁武装抓捕。匪徒们将他押送到云泉唐王庙，当夜施用压杠、吊打、灌辣椒水等酷刑对他进行审讯，要他交出二区党组织名单。他坚不吐实，被匪徒们折磨得奄奄一息。最后，匪徒们无计可施，于17日，将申庆德拖到云泉东迷村外一块地里活埋， 牺牲时年仅32岁。6月，原下台办事处主任梁大仁，“十二月事变”发生后，他按党的指示转移到屯留一带，后从屯留潜回高平了解情况，藏身于自家楼上，被姬镇魁便衣发觉。姬镇魁武装20余人到他家捉拿，敌人找不着他，就用火柱毒打他的妻子，梁大仁听到后从楼上跳下，与敌展开拼死格斗，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捕。6月15日夜，匪徒毒打审讯梁大仁，什么也没有得到，便将他枪杀于后河岭儿头，尸体扔进煤窑圪筒，年仅34岁。

　　在国共两党不断出现摩擦事件期间，国民党当局虽然逐步失去抗战初期的抗日积极性，但还在继续抗战，驻防高平的国民党友军不断向日军发动袭击。1940年4月，日军占领高平县城后，驻守高平的国民党27军45师占据七佛山、龙顶山等制高点，对驻扎在县城的日军构成威胁。5月21日，千余名日军在大炮掩护下，分两路向七佛山发起攻击，27军官兵英勇抗击，寸步不让，先后打退日军三次冲锋。后日军只好派飞机前来助战，27军由于伤亡过大，被迫撤出阵地。6月，日军又出动400余人，向守卫在龙顶山一带的27军预备8师补充团发起攻击，团长闫域才和一营营长萧禹率部英勇抵抗，打死打伤日军130多人，守军伤亡60多人。1940年9月，驻守在高平、长子、沁水一带的国民党陆军93军新8师主力22团、23团、24团在师长陈牧农、副师长傅砚农的指挥下，兵分五路向长子县大堡头东南和尧庙山之敌及高平关和马村据点之敌发起攻击，广大爱国官兵奋勇杀敌，不怕牺牲，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这次战斗击毙日指挥官一名、日军士兵200余名。23团一营营长黄映青壮烈牺牲。1941年2月27日，千余名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再次向龙顶山27军守军发动进攻，日军在数次进攻被打退后，便加大火力部署，守军抵挡不住，27军300余名官兵英勇牺牲，营长萧禹也壮烈捐躯，守军被迫撤回拥万附近阵地。

　　在高平的抗日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一些有效抵抗，并且有些战斗还取得了局部胜利，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日军的进攻。从国民党93军新八师所部在高平举棒村仙翁庙驻防期间，留存在庙宇墙壁上用钢笔、铅笔及烧火棍、石块所涂写的“丈夫志高在兴亡，复仇雪耻在胸膛，一日消灭东洋鬼，万古千秋把名扬”；“丈夫男儿身志强，一怒私出自家乡，只因敌国夺疆土，抗战轻身列山庄，中国疆土有寸在，与敌抵御共存亡”等抗日诗句中，足以看出国民党军队广大爱国官兵强烈的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但是，由于国民党领导集团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反共反人民立场，给抗日战争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持久战，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动员全国人民广泛参战，在抗战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成为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

　　五、高平党组织开展的隐蔽斗争

　　太南大撤退后，高平成为国民党军的驻防区和日军占领区。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党的工作转入积蓄待机阶段。

　　1940年2月，根据董寨村会议精神，高平县委对各区委和基层党支部进行了认真整顿。决定凡是公开了身份的县、区、编村干部和共产党员以及积极分子，一律跟随部队向平顺转移。没有公开身份的党员和各级抗日干部及积极分子要利用各种方式隐蔽下来，坚持地下斗争。并对留下来的共产党员进行组织整顿，重新划编支部，任命了区委及基层党支部领导成员，规定联系方式为单线联系，不到万不得已，不得暴露身份，积蓄力量，待机反攻。中共高平二区区委党组织整顿工作做得尤为扎实，其所属浩庄、张石（张壁、石村）、东窑头、陈区、任家庄、郭家沟等党支部全部进行了整顿。2月至5月，中共太南地委鉴于原中共高平县委书记姬德明带领大批党员干部撤出高平，县委撤销后高平形势日渐恶化的局面，为了做好党员的隐蔽工作，保持党组织同党员的秘密联系，坚持长期隐蔽斗争，做好敌占区的革命工作，成立了中共高平（地下）县委，任命岳宗泰任县委书记，吴朝训任组织部部长，朱四光任宣传部部长。县委成员以在梅叶庄村碗窑上做工、小商贩、算卦先生等职业做掩护，分散秘密活动。但由于形势险恶，工作极难开展，仅和少部分党员及组织接上了关系。同年5月，岳宗泰巧扮卖碗的，离开高平，辗转回到太南区党委汇报工作。不久，区党委在调整各县领导成员时，将岳宗泰调离高平，其他县委成员也先后撤出高平。

　　1940年9月，为了恢复和发展高平县党的活动，中共晋豫（太南）第六地委[　1940年3月成立，地委书记王逸飞，组织部部长马纪民。领导晋城、阳城、高平、沁水4县的党组织工作。1941年12月撤销。]决定成立中共高平县工委。任命侯景域为工委书记，悦子文为组织部部长，王义勇为宣传部部长。侯景域化名王保孩，与悦万昌合伙在王降村办起小店铺，作为秘密联络点（也称交通站），并自任店铺掌柜，经常以外出办货为名开展党的秘密工作。这个秘密交通站，对党领导地下斗争起了重要作用。9月至12月，县工委选择政治上最可靠的党员干部，担任政治交通员，秘密进行联系，逐步建立了四条秘密联络线。第一条为西线，以悦子文为主，负责野川、杜寨、原村、董峰到沁水等地的联络工作；第二条为南线，以王家瑞为主，负责梨园、瓦窑头、河西、悬南等地的联络工作；第三条为东线，以王培贞为主，负责陈区、建宁、北诗等地的联络工作；第四条为地委交通线，由侯景域直接负责，每月到平顺一趟，向地委汇报敌人活动情况并带回上级指示。经过艰苦工作，到年底，县工委与两个基层党支部、两个党小组60多名隐蔽下来的党员接通了关系。对党员进行了个别谈话，加强思想教育，使隐蔽下来的党员克服了畏难情绪，坚定了抗日斗争的信念，为太岳南进支队开辟高平抗日根据地做了充分的准备。

　　高平抗日根据地丧失后，党的秘密组织和共产党员，冒着生命危险，战斗在龙潭虎穴之中，紧紧地依靠群众，把合法的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结合起来，对日伪、国民党、阎锡山政权的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开展坚决的斗争。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秘密搜集军政情报，营救被捕人员，惩处汉奸叛徒，分化瓦解敌伪组织，为后来重新开辟根据地和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积蓄了力量，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