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党组织建立前高平经济社会状况

　　一、自然概况和历史沿革

　　高平市位于山西省东南部，雄踞太行山麓西南边缘，背靠三晋腹地，面对千里中原，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地理坐标为东经112°43′～113°08′，北纬35°38′～35°59′。市界东至铁佛岭与陵川县接壤，西至老马岭与沁水县毗邻，南至界牌岭与泽州县交界，西北至丹朱岭与长子县相连，东北至金泉山与长治县相接。全境东西长41公里，南北宽37公里，总面积946平方公里，总人口48万。高平交通便利，省道坪曲公路、高新高速公路横跨东西，G55二广高速、207国道、省道长晋公路、高晋一级公路和太焦铁路纵穿南北。

　　高平市属于暖温带季风气候。东西北三面环山，中为平川，整体地貌状如簸箕，地势北高南低。东北部建宁乡金泉山最高，海拔1391.1米，南部河西镇杜村丹河河床最低，海拔780米，相对高差100米~ 300米，绝对高差611.1米。山区面积占39.6%，丘陵占36.2%，平川占24.2%。主要山峰有发鸠山、丹朱岭、郎公山、羊头山、相公山、老马岭、吾神山、韩王山、七佛山、大粮山、游仙山、金泉山、翠屏山、龙顶山等，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主要河流有丹河、许河、东大河、东仓河、小东仓河、原村河等。主要矿藏资源有煤炭、锰铁矿、硫铁矿、铝土矿、石灰石等。主要物产有煤炭、丝绸、黄梨等，素有“煤铁之乡”、“黄梨之乡”、“丝绸之乡”之称。

　　高平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相传为华夏始祖炎帝的故里。夏、商、西周时为冀州之域，春秋时属晋，战国初称泫氏，后称长平。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就发生在这里。秦统一中国后，置泫氏县，属上党郡。公元529年（北魏永安二年），设长平郡，辖泫氏、高平两县，高平县名始于此。577年（北齐承光元年），泫氏县并入高平县，移治高平城，自此，高平县名历代不变。隋、唐以后，高平均属泽州（有时称长平郡），清属泽州府。民国初年，废府州之称，高平属山西省冀宁道。1934年裁道后，高平县属山西省直辖。1937年以后，高平隶属山西省第五行政区。1941年高平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归太岳区管辖。1943年7月，一度划高平县东北部置建宁县。10月，建宁县撤销。同年11月，高平东南部划归陵高县，属太行八专区，其余部分仍为高平县，属太岳二专区。1945年6月，高平解放。同年12月撤销陵高县，原划归陵高县的区域回归高平县，属太岳四专区。1949年8月，撤销太岳区，高平县为山西省长治专区所辖。1958年，晋城、高平、陵川3县合并为晋城县，原高平县域成为高平红旗人民公社。1961年5月，恢复高平县建置，归晋东南地区所辖。1985年5月，撤销晋东南地区，高平归属晋城市。1993年5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高平县，设立高平市。以原高平县的行政区划为高平市的行政区域。为省直辖县级市，由晋城市代管。现辖3个街道办事处、9个镇、4个乡。

　　二、近代高平的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主要矛盾

　　根据考古发掘，早在旧石器晚期，高平境内就已有人类聚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高平人民创造了悠久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唐代，高平铁钉已负盛名，到元代，全国八大铁业之一的益国铁冶就设在高平。丝绸业在汉代就普遍兴盛，隋唐时得到长足发展，明代达到高峰。此外，高平的民用铁锅、炉条、火口、犁铧等手工业产品在清代和民国初期畅销全国。然而，由于腐朽和没落的封建制度，这些丰富的资源和优良的手工业产品，并没有给高平人民带来多少实惠，广大劳动人民始终未能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境地，长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封建地主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的矛盾，始终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入侵，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更加激化了社会各种矛盾，阶级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中国逐步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一方面，帝国主义凭借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大量输入洋货，破坏了高平农业、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另一方面，州县衙门把战争赔款转嫁给老百姓，加重了人民群众的赋税负担。帝国主义列强在经济上对中国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压迫和摧残，在政治上竭力扶植中国的封建统治势力，使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不仅依旧存在，而且又和买办资本、高利贷资本剥削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社会基础。高平人民在深受封建剥削的基础上，又添加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欺压。

　　清朝末年高平县政权为县衙。内设吏、户、礼、兵、刑、工等六房公务机构，县衙驻有武装组织城守营，养着三班衙役，维护地方统治秩序。县里的一切政务由县衙及乡村地主豪绅把持和裁决。基层实行里甲制，县下设都，都下设里，里下设甲。1867年（清同治六年），全县乡村划分为30个都100个里，在里甲之外，较大的村庄都设有村社。里长、甲长及社首均由当地的地主豪绅担任，主持和处理村上的一切事务活动。这种严密细微的里甲村社组织，是清政府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在高平农村基层的统治基础。

　　高平的经济历来以农业生产为主，农业人口一直占全县总人口的95%以上。作为农业生产基础的土地、耕畜以及其他生产资料，绝大部分掌握在封建地主阶级少数人手中。地主富农凭借手中占有着的土地，通过出租、放债、雇工剥削等形式，过着不劳而食的生活。据民国初期史料记载，米山村地主贾栋臣占有良田1100多亩，侯庄村地主赵伯周占地600多亩，秦庄村地主孔老五有良田500多亩。另有韩庄村地主韩凤楼、张壁村地主李一清、城内地主何华臣、李门村地主刘干臣、玉井村地主何模臣、石村地主姬殿臣等除经营工商业外，还占有土地上百亩。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地主和富农的手中，而占全县人口91.8%的贫苦农民，很少占有土地，大部分贫苦农民靠租种地主土地生活。地租分钱租和物租两种，租额一般为亩交租6斗，每年9月下旬为交租期，不管年景丰歉，必须按期交租。而且在交租时还要用筛子筛，风车扇，一年下来所剩无几。高利贷则是地主剥削农民的另一种形式，借债的利息一般为月利二分五至三分，有时高达四分至五分。借粮利率一般是借一斗加二升、三升，最高会加到四升。利息计算大多是复利，即“利滚利”，也叫“驴打滚”。还不起本息的农民则不得不用土地做抵押，因此造成许多自耕农沦为半自耕农，半自耕农沦为佃户、雇农。全县无数贫苦农民因为失去土地，从而过上饥寒交迫的生活。

　　随着土地高度集中和民族工商业不断发展，在高平出现了许多商贾大户，其中，具有400年经商史的侯庄赵家老南院最具代表性。其在晋、豫、鲁、皖、苏、浙等地不仅拥有生意字号108座，而且在各地还拥有土地百余顷。北张寨的祁鲁斋、北诗的刘知章等民族资本家，筹资入股，在晋城西关连庄村购买土地130余亩，从日本引进先进的制针技术和管理方法，兴办大德制针厂，将晋城大阳明清以来享誉全国的手工制针业，发展成现代化的机器制造业。此外，还出现了北常庄的韩百万、杜寨的王百万、永宁寨的张百万、赤祥村的朱百万、赵家山的赵百万、米山村的崔百万等闻名高平的工商业大户，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地主阶级和民族资本家手中。

　　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靠田赋和丁役。后因税目繁多，数量无定，造成广大农民群众无力支付。到了民国初年，税种增至12种以上。1915年，高平全县田赋银洋计119996元，杂税银洋13631元，共计133627元。1917年后，阎锡山推行“村本政治”，建立了一套更加严格的从上到下征粮纳税“行政网”，年征税银洋达137222元，以维护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

　　在地主富商的残酷剥削和封建官府的横征暴敛下，高平广大农民群众生活一年不如一年，遇到荒年，更是倾家荡产，卖儿鬻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1877年（光绪三年），高平先是春夏大旱，后是秋雨不断，继而天降大雪半月，致使五谷不登，民无食觅，剥树皮，割草子，拾桑叶，搂瓜秧，骡马牛羊宰尽，鸡犬之声不闻，小米每斗一千六百文，高粱每斗九百文，谷糠每斗六十文，锦衣玉器难易一饭，甚至还出现人吃人的悲惨情景。据史料记载，1866年（同治五年）高平全县有人口257385人，至1880年（光绪六年），仅有人口182195人。14年间，就减少人口75190人。

　　土地高度集中，地主残酷压榨，官府苛捐杂税，引起广大农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进而发展为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暴动和斗争，加剧了社会矛盾。清王朝统治后期至民国前期，全国各地多次发生农民起义，而高平本地大规模的农民自发反抗官府和地主豪绅的斗争也时有发生，其中自1900年到1911年的十年间就连续发生过3次。这些农民革命斗争，虽然都沉重打击了封建专制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但由于农民本身受落后生产方式的限制，缺乏革命的方向和彻底性，最终在清王朝和帝国主义的联合镇压下均遭到失败。

　　1911年10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时任高平知县朱世俊顺应形势，接受易帜，高平在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点血的情况下归入民国政府。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辛亥革命后的高平同全国一样，只是实行了表面上的改革，将清朝黄龙旗换成民国五色旗，县衙改称为县公署，知县改名为知事，三班六房改成为各科会所。这些名称上的变化，并未触及封建制度的本质，封建势力依然在每一个角落盘根错节。中华民族面临着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两大历史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掌握着政权者依然还是那些豪绅和地主，行政管理都还沿用清朝封建统治的旧制度。所谓的民国新政，只不过是在清王朝封建旧制度之上不断增加着新的规定和统治措施。1919年，阎锡山为了巩固其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在全省整理村范，实行编村制。全县设5区、92编村、1740闾、8083邻。基层政权变里甲制为编村制，将农村300户左右编为一个编村，编村之下25户设一闾，闾下5户设一邻，分级设村长（村副）、闾长、邻长，而编村村长、村副虽规定由选举产生，但同时又规定村长必须有3000元、村副必须有500元以上的不动产才有资格当选。这实质上还是把村政大权交给地主、豪绅去掌握，将广大农村牢牢控制在地主阶级的手中，广大劳苦大众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全县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综上所述，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高平同全国一样，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一直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两大历史任务。

　　三、近代高平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近80年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高平人民进行了多次农民自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给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封建统治势力以沉重打击。

　　（一）义和团运动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在对中国实行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也加紧了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侵略。1890年后，外国列强用传教方式向中国渗透，天主教开始传入高平。1898年，荷兰神甫席开蒙在高平果则沟、龙渠等地先后设立天主教堂，招收教徒，大肆进行传教活动。外国教士借传教为名，与入教者沆瀣一气，为非作歹，欺压百姓。而一些劣绅、地痞流氓在加入天主教后，披着宗教外衣，凭借洋人的势力，干涉诉讼，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同时，一些地方官府也为虎作伥，肆意纵容，欺压百姓，人民群众对此恨之入骨。1900年，京津地区的义和团活动波及高平，民间白莲教组织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改义和拳为义和团，设坛练武，传播教义。义和团成员以农民占大多数，他们高举“扶清灭洋”旗帜，被山西巡抚默许为合法团体，由秘密转为公开，并迅速发展，声势浩大。到6月间，全县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由县城文化人赵鸣琴和玉井村农民唐盛任总团长，旗帜鲜明地开展反帝、反教会的爱国斗争。

　　1900年6月10日，太原义和团“西辕门灭洋”和天主教潞郡总堂被义和团烧毁事件发生后，高平义和团积极呼应。这时，果则沟天主教堂神甫席开蒙见势不妙，只身逃往陵川远望村。几天后，比利时七贞姑娘及随从偷偷过境，在高平界牌岭被义和团杀死。此举传闻开来，外逃的席开蒙又潜回果则沟，组织指挥教徒，用鸟枪火药，抵抗义和团的进攻。6月19日夜，高平义和团千余人在首领唐盛率领下，高举火把，手执大刀长矛棍棒，从西南庄出发，包围果则沟天主教堂，封锁交通要道，打散大部分教民，杀死少数顽抗的教徒，焚烧教堂。紧接着，义和团又到龙渠、庞村和宰李等地烧毁教堂，并焚烧一贯依仗洋人势力、欺压百姓的天主教徒田公雨、碾孩则、孙小五、孙金水等人的房屋等财产，杀死恶教徒数人。随后，义和团又分兵在全县搜捕席开蒙。当得知席已逃往河南林县田家井村时，便将帮助席化妆逃脱的顽固教徒唐水锁、王朱则以及其他一些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的教徒用大刀砍死。面对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一些平时为所欲为、无恶不作的教徒，有的逃往长治马厂教堂，有的逃往他方，曾经嚣张一时的教堂和教民土崩瓦解，全县百姓为之欢欣鼓舞，大大增强了民族志气。

　　高平义和团运动，是全国义和团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严重威胁着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在华利益，他们一面威逼清政府，一面直接出兵干涉。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慈禧和光绪帝逃往西安途中在山西崞县发布“剿匪”上谕，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义和团，还无耻地请求八国联军“助剿”。山西巡抚被革职，泽州知府陶家驺、高平知县于岱霖也被革职，统治者的反动立场昭然若揭。义和团遭到清兵和八国联军的血腥镇压，高平除赵鸣琴外逃幸免于难外，唐盛、郜忠和、李旷武、贾黑旦等义和团首领均被当局逮捕关押，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扼杀，义和团运动失败了。

　　（二）辛丑抗捐斗争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1901年冬，高平新任知县高凌霄为在洋人面前讨好，在筹办教案赔款时，强令老百姓捐款修复被义和团烧毁的教堂，厚葬被杀死的恶教徒，并邀请绅富社首集议将绅富捐款摊派各里。当局的这一罪恶行径，很快激起民怨，高平广大群众义愤填膺。北庄举人郭士基、池院铁匠牛文炳、城内秀才李冬梅等人基于道义，带领高平百姓揭竿而起，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洋教和抗捐斗争。

　　1901年11月，牛文炳鸣锣率千余农民冲进县衙，迫使高凌霄出示免捐“手谕”，并打开牢房，营救出被关押的贾黑旦等义和团首领，捣毁了县衙供外国传教士用的书房及物品。12月13日，牛文炳、郭士基、李冬梅组织农民抗捐队伍赴省请愿，遭到山西巡抚岑春煊所派清兵马队镇压，抗捐斗争的组织领导者和部分群众被抓捕。1902年1月7日，郭士基、牛文炳、李冬梅在潞安府慷慨就义，当日他们的首级被装入木笼运至高平，悬挂在城东下庙河前。郭士基就义前一天在狱中写下对联：什么天主教，敢称天父天母！背天理，灭人伦，把光天化日造成黑暗乾坤，终必被天诛天讨，天才有眼；那些地方官，都是地龟地鳖！剥地皮，掘地财，将圣地名区变为阴霾地狱，还要加地丁地税，地已无皮！愤怒痛斥了帝国主义和清政府互相勾结、残害人民的罪行，表现出高平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视死如归的斗争精神和英雄气概。郭士基就义当天，其家人将此对联贴于门庭。不久，清政府将高凌霄以“办捐失当”革职，亦将亩捐之外的摊派取消。因这年是农历辛丑年，史称“辛丑抗捐”。

　　（三）干草会运动

　　1911年11月初，武昌起义和太原起义的消息传到高平，对于深重苦难的高平人民产生了巨大影响。时值初冬季节，早已蕴藏在人们心中的怒火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这一年，高平县衙和绅士富户经过密谋，将学堂费加在田赋粮中摊派在百姓头上，并由绅士包税，凡无力缴捐纳税者均蹲监坐牢。1912年1月，水沟村农民郑春发、南头村农民姬小六、大山村秀才张崇德、城西拔贡吴丕烈、典吏席允跃、刑房宋炳文等人为反对高平县政府的摊派蓄谋，用鸡毛传单形式成立“干草会”组织,率数千群众携带棍棒、长矛等武器聚集县城东关下庙河与县衙对抗，知县朱士俊命巡警紧闭城门严加防守。随即，郑春发、姬小六率众火烧城门攻入城内，与巡警展开搏斗。警务长张蓝大败，夺路而逃，巡警溃不成军亦各自逃命。“干草会”队伍攻入县衙后，朱士俊不得不出免粮免税告示。之后，“干草会”队伍黑夜用干草火把照明赶路，白天集中抄富豪绅士的家。仅半月时间，“干草会”就一连抄了城内郜家珍、李柏、田谊和王报村王子骅、北陈村陈董佩、张壁村李一清、下玉井村唐之恭、东宅村牛应、南朱庄村秦家祯、冯庄村李近仁、米山村郭士庭等40个豪绅恶霸的家，还焚烧了一些用百姓捐款办起来的学堂（大多数捐款被豪绅恶霸中饱私囊，少数用于办学堂）。朱士俊对“干草会”无奈，只得自动离职。干草会烈火自高平县为开端，势如燎原，向北迅速蔓延。不过半月，长治、长子、壶关、襄垣等县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一时轰动省内外，在全国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如胡绳所指出的：“拿山西省东南部的长治、高平的干草会为例。干草会是当地农民自发的组织，群众手持木棒，随带干草，黑夜行路，手持火把，因此称为干草会。武昌起义、太原起义的消息传来后，两县的各乡干草会用鸡毛传信，沿村传送，号召会众，集合起来，要求免粮免税，并且放火烧毁了许多大地主的家。”[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红旗出版社，1982年版，第611页。]干草会运动，严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使清廷在上党地区的统治进一步瓦解。高平易帜光复后，石宪文任高平第一任新县长，但所谓的民国政府对“干草会”却进行残酷镇压，姬小六被处死，众成员或被判刑、或被严刑拷打后罚款。后阎锡山以“绅逼民乱”判结，被关押的“干草会”群众才被放出。

　　综观近代高平人民不断掀起的反对官府、地主豪绅、奸商、教会等压迫剥削的历次斗争，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并迫使统治者做出一定程度的许诺和让步。这些斗争无论其直接的起因是什么以及结局如何，实质上都反映了人民群众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压迫下，对当时社会现实普遍的不满和愤怒，表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已经到了无可调和的白热化程度。这些斗争的发起者及组织领导者，都以为劳苦百姓的利益不畏强暴、挺身而出和不惜献身牺牲的个人品质将其英名留在了高平的历史上。但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些斗争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历史表明，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没有先进思想的指引，仅靠农民本身不可能也不能够提出明确的斗争目标，不可能彻底摧毁旧制度，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阶级性质的两面性决定，也不可能带领人民群众完成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

　　四、五四运动及其对高平的影响

　　正当中国人民在黑暗中摸索，在苦难中奋斗的时候，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并很快波及全国。

　　五四运动消息传至太原、长治后，高平籍学生均自发加入到当地的游行示威队伍中，并将宣传传单迅速传回高平。7月初，长治各学校正进行期终考试，准备放暑假，但广大师生对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及反动当局对进步学生的镇压义愤填膺，纷纷举行罢课停考，打着宣传旗帜走上街头，宣传欧战情况，宣传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准备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宣传北京、上海等地学生、工人等参加的爱国运动。于是，长治各学校均取消了暑假前的期终考试，提前放假。各校学生会在放假前专门部署了各地学生回乡后继续开展五四运动的工作，一些进步教师还在课堂上讲述“取消二十一条”的意义，口诛笔伐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支持和鼓励学生的爱国行动。

　　为了使五四运动在城乡广泛开展，高平在外读书的学生暑假回乡后，立即分赴各地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按照各自的居住地，学生们采取划片宣传的办法，以在太原一师读书的焦金镗（后发展为国民党右派）、太原一中读书的陈振法等太原学生和在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学校读书的赵鸣琴、邹礼贤、郜淑明、张天德等人，省立长治第四中学读书的申子崇、缑永福等人，省立长治甲种农业学校读书的李蔚文、明四海、杨文海等100多名长治学生为主，组成演讲团，手举小旗，分别深入城内大街小巷及沟村、野川、杨村、杜寨、北诗、三甲、河西、赵庄等地进行演讲，宣传取消二十一条，收回青岛，抵制日货。有的学生在演讲台上当场把自己所用的日货毁坏，以表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高平县政府对学生们的行动也十分支持，专门函告各乡村，并要求搞好宣传人员的接待工作。所以，学生每到一处，不仅有人召集群众听宣传、听讲解，而且还派马车迎来送往。学生们除了宣传五四运动，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外，还上街搜查日货，抵制日货上市。暑假时间，一个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在高平开展得轰轰烈烈，广大群众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新思想教育。城内各大街小巷的店铺中，店主都自觉不销日货，并将日货换下，陈列上国货。茶余饭后，人们更多谈论的是国事，大家对“巴黎和会”激愤异常。是年寒假期间，学生们回乡后继续在城乡宣传五四运动，宣传新文化。在县政府的支持下，学生们在商会馆搭起戏台，演出《亡国痛》、《孔雀东南飞》等话剧，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为了使更多的人受教育，唤醒民众，县府还出资，让学生们深入全县各地巡回演出。这一运动声势之大，前所未有。最初是青年学生首当其冲，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站在了斗争最前列。之后又由学生运动逐步发展到有知识分子、商人和市民参加的反帝爱国运动。学生在县城里举行游行示威时，沿途知识分子、市民都自动加入游行队伍。各乡农民听了学生的宣传后，对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无不义愤填膺，也积极投入到这一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之中，使运动进一步掀起高潮，充分表现了高平人民的爱国热忱。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期间，高平青年学生、商人、爱国市民进行的一系列宣传活动，表现出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精神，有力地促进了高平人民的觉醒，推动了高平人民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发展，为高平党组织的创建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从此，高平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与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相呼应，汇入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中。